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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责任追究程序，不仅仅在于对他人的责任追究得以实现，还在于对追究权力者自己恣意的限制。

但这一制度设计在检察制度原理上面临着如下质疑：第一，在主任检察官与组内其他检察官（承办人）的权责关系设定上，让承办人行使办案权，却又让主任检察官行使定案权，人为地造成了办案权和定案权的分离，变相剥夺了承办检察官的定案权，不符合司法规律。基于此，笔者建议，在正式实行主任检察官制度之前，应当先行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通过修法明文赋予检察长以职务收取权和移转权，明确设定检察长行使职务收取权和移转权的条件、程序[10]，再在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方案中注入这一剂润滑剂，从而将承办检察官、主任检察官和检察长三者的关系调整为：一般案件，由检察官承办，承办检察官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必须报主任检察官审查，主任检察官不同意承办人意见的，可提交主管副检察长决定，主管副检察长不同意承办人意见，而承办人又坚持自己意见的，主管副检察长报检察长决定行使职务收取权和移转权，将案件移交其他检察官办理。

[7]所谓三级审批制，是指自198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试行《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起逐步确立起来的一项办案审查制度。换言之，在主任检察官与组内其他检察官的权责关系上，主任检察官系办案责任人同时亦居于领导地位，他对本组内其他检察官承办的案件享有决定权，而其他检察官则仅享有办案权而无定案权。具体而言，如果承办检察官决定要实施搜查、扣押的，主任检察官可以在搜查的技巧和策略上进行指导、指挥，也可以调配检力予以配合、支援，但搜查、扣押的法律处分，仍然要由承办检察官自行作出。但若承办人、主任检察官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检察长行使了职务收取权和移转权的，则检察长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检察机关办案体制改革的关键是逐步弱化直至废除层级审批制，还（定案）权于承办人，使承办人作为独任制检察官既能办案也能定案。

可以说，这是我国目前工程量最大、涉及人员最多、对我国检察制度发展影响最深的一项检察制度改革，必须谨慎规划和实施。正因为如此，自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问世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片叫好之声，鲜有人提出质疑。（3）国家机构、部门或其他实体，它们必须有权行使并且实际在行使国家的主权权力。

因此，其监听行为构成了对其承担的一系列国际义务的违反。通信的上述分类，与信息传输媒介的性质和类型没有必然的联系。国家的秘密通信自由是国家的一项不受干涉的主权权利。缺乏相应授权或超越授权范围的通信行为，都在国际组织通信自由和特权的保护范围之外。

对这项权利的保护，适用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1.国家的秘密通信自由及其限制。

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而无论国界，也无论口头的、书面的或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欧洲人权公约》第15条以及《美洲人权公约》第27条等克减条款的规定，通信自由所涵盖的表达权和知情权，均属于可以克减的权利，因此，通信自由可能由于国家的克减行为而受到限制。（2）政府首脑或政府成员。这种通信是一对多的信息传播，其信息共享空间具有开放性和公开性，因此，被称为公开通信或传播。

根据《联合国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第4条的规定，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国和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有权与国际组织就通信涉及的安全防范措施订立协定，以此对国际组织在总部所在国及成员国领土内的通信自由作出必要限制。这种通信是一对一的信息交换，其信息共享空间具有封闭性和私密性，因此，被称为秘密通信。在实践中，这个问题一般是在特定范围内，以专门条约个别地来加以具体解决的。其次，不得用于干涉他国内政，尤其不得用来组织和煽动旨在颠覆他国合法政权的活动。

根据这些原则和规则，国家的公开通信活动，首先应基于和平目的，不得进行鼓吹战争的宣传。公民的通信行为既是公民进行人际交往的民事行为，也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政治行为。

使馆来往公文不得侵犯。可见，即使是基于一般性理由对通信自由所施行的限制，也不是任意的，它必须由法律做出明确的规定并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其限制程度必须与限制的目的相称。

比较分析上述各公约的规定，可以看出，虽然各公约在规定的表述上有些不同，但都是以《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精神具有一致性。国际强行法，也称作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的规定，它在国际法体系中，具有绝对的最高效力，任何与之相冲突的条约都归于无效。国家授权的干涉必须根据法律，而且法律本身必须符合《公约》的规定和目标。依此权利，主观思想和意见、价值中立的新闻和信息、商业广告、艺术品、不管多么吹毛求疵的政治评论、色情内容等在内的信息都在原则上受到保护，信件和电话交谈内容也在第19条的适用范围内[2]338－339。4.第17条第1款没有像《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2款那样，规定准许限制秘密通信的法律附加条件，而只规定秘密通信不得受到任意的或非法的干涉。其次，国家使、领馆的通信自由和特权主要受依国家同意而产生的国际法，特别是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法的限制，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限制是一种自我限制。

第三国对于过境来往公文及其他公务通信，包括明密码电信在内，应比照接受国所负的义务，给予同样的自由和保护，对于过境的领馆信使及领馆邮袋，应比照接受国所负的义务，给予同样的不得侵犯权和保护。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原苏联、东欧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坚持卫星直接广播应在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进行，它们建议确立严格的事先同意（prior consent）制度，即要求一国须经另一国事先同意才能向该另一国进行卫星直接广播。

  【参考文献】 [1]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势[M].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曼弗雷德?诺瓦克．民权公约评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M].毕小青，孙世彦，主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David Fisher. Prior consent to international direct satellite broadcasting[M],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0. [4]梁西．国际组织法(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5]柳磊．通信的国际法规制——国际通信法律体系之层级结构初探[D].厦门：厦门大学，2009. [6]伊恩?劳埃德，戴维?米勒．通信法[M].曾剑秋，译．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6.   古祖雪，法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又如，《联合国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第4条规定：各专门机构在本公约每个缔约国领土内的公务通讯，包括邮件、海陆电报、无线电、无线电照相、电话和其他通信的优先权、收费率和税捐方面以及供给报界和无线电广播业消息的新闻电报收费率方面所享有的待遇，应不次于该国政府给予任何他国政府包括其使馆的待遇。

可见，无论信源采用哪种传输媒介，只要它通过这种媒介发送的信息能被所有具备信息接受条件的信宿所接收，那么，它的这种信息发送行为，就是一种信息传播行为，属于公开通信的范畴。前者一般称为表达权，后者一般称为知情权。

这些一般性理由，在《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第2款的规定中，包括保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或公共安全，或者防止混乱或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保护他人的名誉或权利，防止秘密情报的泄露，或者为了维护法官的权威性与公正性。这种权利意味着必须在法律上和实际上保障通信的完整和机密。考虑到《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普遍性和权威性，下面主要就公约第17条的规定作一些分析。例如，被《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纳入隐私权保护范围的通信，《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7条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5条规定的使、领馆自由通信（讯），《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第3条规定的享有特权的通信，就属于秘密通信的范畴。

第三国对于过境来往公文及其他公务通讯，包括明密码电信在内，应给予同接受国一样的自由和保护，对于过境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应比照接受国所负的义务，给予同样的不得侵犯权和保护。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主体，其通信行为并非只受其组织章程的约束，它还应该遵守一般习惯法的相关规则和该组织建立时其成员国已加入的所有国际条约。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附件》对通信的下位概念——电信的分类，可以将通信分为私务通信和公（政）务通信两类。二者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前者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而后者则应当受到严格的法律、社会和道德规范的限制[2]287。

根据国际人权公约，特别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这类限制主要有2种： 一是通信自由的克减。（5）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各主要机构的最高负责人。

领馆有权采用包括外交或领馆信使，外交或领馆邮袋及明密码电信在内的一切适当方法，与派遣国政府及无论何处的该国使馆及其他领馆通信。  摘要:  通信是一个有着不同主体，处于不同领域，包括不同环节的交往行为系统。这种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通信自由的特殊限制是指国际人权公约基于特殊性理由对通信自由所规定的限制。

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3款的规定中，包括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3.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享有使用电码及经由信使或用密封邮袋收发信件的权利，这种信使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不得以任何方式逮捕或拘禁。

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只是研究这个课题的开始，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思考、去回答。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7条规定，接受国应允许和保护使馆为一切公务目的的自由通信。（3）国际组织的总部协定以及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的协定的限制。